和实生物：中国设计的经验、观念与系统

文 / 周博

祝帅教授多年前就开始倡议思考中国设计学的“主体性话语建构”问题，笔者以为，无论是对于中国的设计实践还是理论研究来说，这都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和讨论的议题。因为，无论是从语言文字、哲学思想的层面讲，还是从器物制度、生活习俗的角度来看，中华文明的文化主张可以说历来都是有主体性的。作为这一传统的当代延伸，注重主体性话语的学术探讨和建构，自然也是包括设计学在内，中国当代文化建设题中应有之意。

所谓“中国设计学”，在我看来，应该是从中国设计学者的立场出发，对设计领域的相关议题进行体系性的理论建构。“中国设计学”的研究不是只关心中国这片土地上的设计问题，还要参与全人类的设计议题的理论建构，在地域性和全球化、特殊性和普遍性之间找到一种平衡。当然，“中国设计学”赖以建构其主体性话语及其所研究的一个主要对象仍旧是有关“中国设计”的理论和实践，所以，本文打算先从“中国设计”的角度谈谈笔者的浅见。

我们要建构一套“中国设计学”的主体性话语，首先要有一个以“中国设计”为本位的主体在说话，然后才能逐步形成、建构出这么一套“主体性话语”。我们当然置身其中，这就需要思考：今天的“中国设计”能说什么？有什么可说？怎么说？说给谁听？怎么说才有效？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很多，几篇文章、一两次研讨会也说不清楚。在此不揣简陋，笔者只想谈三点：

一、经验

我们要建立中国设计学的主题性话语，就要珍视中国的设计经验，珍视和中国这片土地切实相关的、真实可感的设计经验。和每一个国家的设计经验一样，中国的设计经验也是由千千万万的设计师、设计草稿、设计方案、设计作品、设计产品、设计档案、设计策划案等所组成的。这些设计经验，不仅应该包括工业化时代到来之后的中国设计，也应该包括历史悠久的中国古典设计和造物传统。当我们分门别类的把这些经验积累起来，根据不同的学科要求进行深入研究的时候，中国设计学的主题性话语，或者说是这种话语所赖以产生的基础，事实上已经隐约可见了。设计的话语并不一定都是文字，它可以从实践的过程和结果中浮现出来。让没有语言文字信息的或语言文字信息极少的东西能够“说话”，甚至说出一整套的话，很多时候正是“学”的意义所在。

毫无疑问，中国的设计经验，不光是对设计的历史和理论研究有意义，可以变成一篇篇的论文，许多智慧和经验是超越时代的，甚至在千年之后仍旧让人赞叹于古人的设计智慧，给今天的设计实践带来启发。比如，2000多年前秦代李冰在四川主持设计修建的都江堰，约1000年前宋代江西赣州修建的福寿沟，它们的设计思想和方法都极具智慧，到今天仍旧在造福当地的老百姓，这类令人赞叹的经典案例在中国古代各个工艺造物和设计领域都不胜枚举，在此无需多言。我们今天强调创意创新，似乎都要做前无古人的创举，然而，就创新的实质而言，绝大多数的创新都不是“无中生有”，而是“有种生有”。也就是往昔的存在会“催生”出新的存在，当然“催生”的方式和机缘各不相同。在科学领域，青蒿素的发现过程就很能够说明问题。屠呦呦之所以能够发明青蒿素，首先是葛洪的《肘后备急方》有这样的记载：“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屠呦呦读懂了这句话，意识到高温可能破坏青蒿的有效成分，应该在降低温度后，才能提取出抗疟的有效成分。就青蒿素的发现而言，是“无中生有”还是“有种生有”呢？当然是后者，但需要创造性的发现，需要实验和证明。

由于科技进步的飞速发展，我们今天的创新设计会更强调借鉴生物学、医学、工程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诸多领域的研究成果作为创新的支点。可是。我们也不要忘记，中国设计漫长深厚的经验积累和庞大的文化遗产，仍旧是今天进行设计和工艺创新的一个重要基点。对于中国设计经验的研究，无论是何种性质的设计研究（实践的或理论的）都会为中国设计学主体性话语的建构添砖加瓦。中国营造学社的历史经验事实上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典范。以朱启钤、梁思成、林徽因、莫宗江、陈明达、刘敦桢、罗哲文、王世襄等为代表的前后几代学者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研究、保存和整理中国的建筑和物质文化遗产，为今天中国设计学的主体性话语实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事实上，数千年来，中国文化之所以能够源远流长，我们这个民族的一个强项就是注重经验积累。当然，我们要承认，对于创新来说，这个传统的强项既是我们的一个优势，也是我们的一个劣势。“优势”在于，经验积累的多，遇到新问题的时候，工具箱里的工具就多，但是这些工具到底能不能用、好不好用就很难说了。“劣势”在于，过分注重既有的经验积累，不利于发现新的问题，提出新的理论和方法，最终有碍于真正意义上的创新。毫无疑问，我们这个时代需要的是“原创”，也就是原型意义上的创造，而这种创新往往需要摆脱对既往经验的路径依赖，这就学要科学思维。科学史家吴国胜等人认为，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没有类似于古希腊的“科学”的概念，也就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的，自由、自为的一套对客观事物的形式、组织等进行预测的有序知识系统。科学有点像纯艺术，它是穷“理”的，不为什么而为。而作为应用学科的设计则更像技术，是有所为而为的。所以，设计的创新不能排斥既往的经验积累。事实上，中国人的生存是很依赖经验积累的，直到今天，我们还在依靠这些经验积累来应对危机。比如，我们今天还在用中医药的千年验方应对新冠疫情，实践证明也确实有效，这对于许多国家的医学界来说是很难理解的。从这个例子来看，我认为，即便我们今天的科学意识增强了，科学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在强调科学思维的同时注重经验积累也不是坏事。设计作为一门经验学科尤其要注意这一点。

笔者曾经两度撰文呼吁，中国应该建立国家级的设计博物馆，其实就是强调经验积累的重要性。这一点在英国、德国、美国已经做得比较好了，我们还做的不够，没有国家级的设计博物馆，就很难从设计经验的角度形成主体性的设计话语。我也曾策划或参与策划过一些聚焦于既往设计经验的展览，其实也是在强调中国设计经验积累的重要性。如果我们要建构中国设计学的主题性话语，让中国的设计经验把故事讲好、讲明白、讲透彻是非常重要的。

二、观念

对于中国设计学的“主体性话语”建构来说，除了中国设计自身的经验，中国的设计师和理论家们所提出的观念、思想、理念当然也是极为重要的。我们的学术界今天喜欢讲“话语”或者“话语实践”这样的概念，主要是受法语哲学的影响。以前，受德国哲学的影响比较大的时候，学术界更喜欢谈“精神”、“观念”、“思想”、“理念”或“意识形态”之类的概念。这些概念的谈论方式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然而，不管我们如何称谓，必须得有中国的设计实践者和思想者不断地提出设计观念，不断的讨论、修正和践行这些设计观念。只有这样，所谓中国设计学的“主体性话语”才能够逐渐的成立，真正有的可说。所以，构建中国设计学的“主题性话语”就像盖一座大厦，不能远远望去有一个辉煌灿烂的大屋顶，底下却是虚呼恍惚的海市蜃楼、混沌一片，得有结结实实的钢筋混凝土砖瓦结构才行。

在我看来，中国设计观念的提出，起码有两个方面比较重要：

其一，是真正有中国特色的设计哲学美学观念的归纳、提炼和现代化。这一点日本的设计学界比我们做的好。我们在谈日本设计的时候，有“日式”、“和风”之类的概念，这些其实都是一些有关设计的民族性的笼统概念，意义不大。对于日本的设计美学来说，真正重要的是那些“中层”的概念，比如“侘寂”、“间”、“涩”、“物哀”、“幽玄”，以及九鬼周造提出的“粹”、谷崎润一郎提出的“阴翳之美”等等。这些观念既是我们认识日本传统设计文化的钥匙，是当代日本设计追求日本文化特征的美学路标，是国际同行理解日本设计文化的津梁，也是日本企业打造美学经济、构建消费认同的基础。反观中国的设计学，我们到今天为止，在“中式”、“新中式”之类含糊其辞的概念下面，在“中层”的观念架构中，似乎就没有国际公认的中国美学命题了。绝对是不应该的！这种情形就像前面所说的，有了大屋顶子，下面却没有柱石结构作为支撑。如果中国设计学的主体话语，都是像“画大饼”一样的去建构，那是永远都树立不起来的。当然，要把中层的观念建构这一块做起来，恐怖怕不是一朝一夕的工作。需要有理论雄心和抱负的人们坚持不懈、扎扎实实的做，既要提炼中国传统思想的精华又能兼顾当代设计的前沿实践，让这些有中国特色的设计哲学美学观念活在当下、活在日常、活出品位。让不在这个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人，也愿意流连驻足，愿意消费，愿意去探讨这些中式审美中所蕴含的具体的观念旨趣。这些工作是非常困难的，但也是最有意义的。

其次，中国人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提出来的设计理念、方法和模型要有普遍性，它不但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有意义，在全球其他地方也应该具有参考性或可复制性。我多年前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原创的危机》，就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当时的设计师关心的主要还是在国际的各种平台上得奖，因为这个是名利双收的事情。但是，却没几个人会认为，把普利策奖、红点、IF、ADC、TDC之类的大奖垒起来，中国设计的原创性就能屹立不倒。所以，关于原创性缺失的问题，根底并不在单独的设计，而是其背后作为支撑的系统性缺失。这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设计观念的生产，即指中国设计缺乏能够不断产生新创意的系统性思维能力，而原创的产生恰恰依赖系统性思维和知识的不断创造。显然，偌大一个国家，每年产生一定数量的有创意的作品并不难，难的是能够不断的产生具有国际传播意义的系统的设计思想和方法。现在，越来越多的设计师已经意识到了这样的问题，所已很多人在实践的同时也会不断地完善和发展自身的设计观念。这是个好现象，我们自己提出来的设计理念、方法和模型多了，哪些是昙花一现，哪些是真知灼见，历史自然会把那些能留得下来、真正有意义的东西淘洗出来。

三、系统

关于“主体性话语”的建构问题，我想，归根结底还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也就是说，系统性的建构中国设计学的主体性话语，应该可以分为两个层面的问题：其一，微观的层面，也就是设计学者们个人的话语系统的建构；其二，宏观的层面，也就是具有整体性的设计话语系统的建构。

微观层面上的个人的话语建构，就是从个体出发，以个人的力量建构一套系统性的话语。事实上，古往今来的大哲学家、大思想家，都是以一己之力建构宏伟的思想大厦。我们不能简单的用自言自语、自说自话来理解这种个体的智慧劳动，因为往往伟大个体所能够达到的智识高度，就是一个民族的智识高度。如果中国没有诸子百家，没有老子、孔子、孟子、庄子、墨子、孙子、荀子、韩非子，中国的哲学哪有什么高度可言？！同理，中国设计学要想有大的发展，也要在个体的层面上多出些一家之言，多出里程碑式的思想成果。“为己之学”非常重要，当然，个人的话语建构只能代表个人。不过，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这种“主题性话语”可能会内化在个人的认知结构中，从而形成一种主动的话语认同。我们似乎很难把个人的学术努力拔升为具有集体性的话语建构，但它却有可能成为众智汇流的一支。

宏观层面的主题性话语系统建构，指的是中国设计话语的制度层面。事实上到今天，我们中国仍旧缺乏一个系统的“设计世界”。1960年代，阿瑟·丹托提出了“艺术世界”（Art world）这个概念，后来的“艺术惯例论”据此认为，艺术品的价值是由包括艺术家、批评、策划、展览、市场、收藏、媒体、教育等在内的一套艺术世界的机制所产生、运作并最终获得认可的。其实，刨除设计的产业和科技的层面不谈，设计在“作品”、创造性以及文化价值的认同等层面上，与艺术也是一样的，只不过许多具体的认识问题上有区别，比如设计要讲究功能和效用，而艺术却常常避免讲求这些。固然可以说“设计世界”也是一个“圈子”，但西方设计正是因为这个“圈子”比较健康、完备，所以许多具有原创性的设计观念才得以在世界范围内发表传播，优秀的年轻设计师也有一个良好的舞台，可以迅速脱颖而出，使原创性的想法不至于胎死腹中。如果我们再往外说开去，还有一个更为广大的“设计世界”，涉及到设计与产业、社会、环境和生态的复杂关系。那么，在这个更大的系统中，中国设计的主体性话语又该如何言说呢？这又是一个庞杂的理论问题了。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我们的讨论是围绕中国设计学的主体话语建构展开的，但我还是想回到“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这个具有超越性的智慧命题上来。《国语·祁语》记载西周末年周太史史伯的观点：

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支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纪以立纯德，合十数以训百体……于是乎先王聘后于异姓，求财于有方，择臣取谏工，而讲以多物。务和同也。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

我引用这段话想申明的是，当我们以“中国设计学”的名义讨论主体性话语建构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警醒：我们所构建的这个话语系统是一个开放的结构，还是一个封闭的结构？构建这个话语结构的目标是什么，是它的理性自洽，还是有助于化生万物？主体性的话语建构与理论上“他者”是一种什么关系？这些问题可能都是日后值得继续深入探讨的。